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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问题

   日期:2021-07-28     来源:www.meaoch.com    作者:未知    浏览:639    评论:0    
核心提示: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否认的问题,而是如何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否认的问题,而是如何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目前学界好像有两种不可取的态度,一是一哄而上“拥抱”后主义,二是不分是非黑白加以“棒杀”。这两种态度或少了些学术的理性,或少了些宽容的精神。怎么样真的进入学术研究的界面,发现并解决当代最为急迫的问题,当是学者进入这一问题时必得把握的基本首要条件。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势必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由于其特征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阱”,只注意到“主义”这一术语的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状况和语境,没对这种阐释的首要条件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当代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全盘排斥,都不可能获得常识的增长和价值的正当体认。



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播撒



当代中国常识界、学术界和艺术界确实出现了一种“后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后当代、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动,而影响最大的当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容易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由于中国是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置变得相当棘手。这一情况促进大家必得弄清后现代的范畴及其基本精神,由于其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形和基本问题的解答,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

(一)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症候。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研究日深,进入问题日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阱,势必遭致“阐释”的失效,不止是用“后”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也同样可能失效。换言之,中国处于一种“杂糅语境”中,任何单一的办法想透彻剖析这一现象及其意义都势必落空。在后现加盟论的盲点上,或许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补充,使得对中国“后学”问题的理解具备某种新角度。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有其现实条件和思想基础。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秩序和思维惯性后,后现代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与消解中心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在中国学术界遭到看重,而对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一元心态大有好处。这使不少学者开始走出本质主义模式,对问题不是容易的否定更不是容易的一定,而是力求揭示事物更深入复杂的内在机制。同时,不少学者从每个都不一样的学术理路、常识话语和学术层面进入这一范围,并通过这一阐释代码对当代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状况加以阐释,寻绎出新的问题和问题意识。通过这不同于往昔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大家今天所面临的若干精神价值问题,传统和现代冲突的精神模式,甚至整个文化思潮的重大转型加以新的把握。

当然,后现代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对这种思想应该小心地加以评价。那些没研究就望文生义地、或仅凭个人好恶就断然加以一定或否定的做法,其实是对学术规范的盲视。我以为,后现代时期关注问题和问题的清理变得十分要紧。这就是说,以一同对话取代话语对抗,以多元阐释取代话语霸权,用兼容并包取代话语独断,用承认差异的新思维代替强求统一的旧思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取向。将来的文化和理论,将不再是中心话语的独白,而是用对话交流并拓宽言路,在对话中达到话语交流和有效性理解。或许在有效厘清后现加盟论的负面效应的同时,这一理论或有助于大家摆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间话语交流的理论困境,并使大家在同意新的文化理论变革理念时,获得对历史和现实的新的观照。

(二)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

后现代在中国呈现出研究主体的复杂性。中国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困难在于,这一“舶来品”本身的多元属性和中国的前现代(或走向现代)的语境错位。加之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文本创作和批评都既“新”又“热”,既多又杂,不容易评价,同时更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意向、思想资源和学术意趣不同,导致了学界研究群体中看法的彼此对立或价值判断的多元并存状况。

大体上说,研究者在思想交锋和话语流变中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客观研究学者。这种学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剖析后现代主义的正负效应和得失利害。第二类为后现代主义积极推行者。这种研究者总是将来现代主义者自居,著文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现而欢欣,对“后”这一词缀有特殊的好感,喜欢用后现代为标尺去看待并衡量所有文化现象。第三类为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第四类为国外的“后学”研究者。最后,后现代论战中的情绪性宣泄者。这种很情绪化的谩骂,或未曾深刻地研究而仅凭我们的好恶加以拒斥的态度,在我看来,殊不可取。这种跻身于学界然而却是非学术态度的情绪,对学术常识增长难以增添任何东西。真的的学术态度应该是对这一问题的出处、产生、进步、前景及其带来的紧急后果,对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期在中国出现所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度研究,浅尝辄止的情绪性宣泄当于事无补。

这几类(主如果前四类)后现代研究者出发点和价值归宿完全不同,一同构成了起伏跌宕的中国后现代批评思潮。大体上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语境”的复杂,致使了无休止的论战和无原则的分派。这种因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多方论争实属正常,但假如在学术上拉山头,则大概违背学术的基本精神。怎么样明确地把握这种差异,使人窥见其目前态势和将来进步的不同走向,实在是需要细心剖析,不适合大而划之以偏概全。现在,后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已进入严谨对话并力求达到共识的学术研究层面,这对描述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基本轨迹和特质,提供了有效的工作平台。

(三)后学研究的文化身份。

后现代语境与后殖民环境是全球化浪潮强加给中国的。在这一语境中,中国常识分子在跨国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和高科技进步的双重重压下,开始了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态深思,并不时表现出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但不管如何,深思启蒙、理性、元话语,审理我们的主体身份和价值诉求,成为一种新的学术需要。当然问题分明存在,即:从历史势必性到生命偶然性,而只须肉体感觉而无视历史社会群体意识;从二元对立论到多元论甚至无元论,对人的超越性和目的加以嘲弄怀疑而走向虚无;从意义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甚至到生命的意义化约为权和钱;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世俗游戏,甚至只有世俗游戏而拒斥所有非世俗的价值诉求,这事实上是以新的“一元”取代旧的“一元”。这部分后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并不可以说明后学研究没价值,而仅仅说明需要更深入地把握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历史肇因和基本原则。

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文化奢侈,相反,它来自对“现代性”弊病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并包容着新世纪马上出现的很多问题。将后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有效参照系,而对它在常识性、权力话语、价值论等方面上的正负面效应进行小心地分析,是后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事实上,中国常识界在90年代出现对后现代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现象,是对意识话语权力加以质疑,同时拓展更大的对话空间,不止是东西方对话,而是言说者和大家的对话,民间与中心话语的对话等。其中不少东西非常值得考辨。

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大体上看,是在1980年前后起步。较早对后现代主义加以评介的文章有:董鼎山《所谓“后现代派”小说》,[1]这篇文章在《念书》发表后,学界开始对后现代有了一些注意,但并没形成什么影响。其后,袁可嘉《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2]一文在《海外社会科学》发表,使大家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和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知,在学界具备了肯定的影响。自从杰姆逊1985年应乐黛云教授邀请,到北京大学作为期数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演讲后,文静理论和批评界形成了新一轮关于后现加盟论的关注。这段时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文章开始多了起来,如刘峰《后现代主义文静思想》[3]、唐小兵《后现代主义:产品化和文化扩张》[4]、杭法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绘画》[5]、王天锡《必须要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么?》、[6]史建《对后现代主义文静思潮的考虑》[7]等,在学界日渐形成一种对后现代思想特点、后现代艺术特征,与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的异同等问题的探讨兴趣。一些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进一步尝试着翻译后现加盟论著作和文静作品。除去一些散见的译文外,最早的完整译著是唐小兵翻译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8],这部书是在北大讲演的整理稿,书中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在中国后现代文化研究中起了较为广泛有哪些用途。这一时期出版的后学理论译著还有:詹克斯著《后现代建筑语言》[9],戈德伯格著《后现代时期的建筑设计》[10],詹克斯著《啥是后现代主义》等。其后,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对一些年轻人作家参照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的作品,进行新的层面的评论,于是出现了中国式的后现代作品和理论批评。到了90年代初,因为一场政治风波的巨大影响,常识界进入了沉闷期,不少学者开始对80年代的激进思潮和乌托邦情结深加检讨,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获得了新的学术资源和进入问题的新突破口,于是后现代主义研究飞速进步起来。[11]

大体上看,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界通常性的译介和论文多,而有深度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而90年代中后期,比较有分量的论著和译著的出版,成为了学术出版的一道风景,表明后学研究著作方面有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成就(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版),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1993年版),王宁著《多元共生的年代》(1993年版),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版),张颐武著《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版),陈晓明著《解构的踪迹》(1994年版),郭贵春著《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995年版),赵一凡著《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版),陆扬著《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年版),曾艳兵著《东方后现代》(1996年版),徐贲著《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996年版),潘知常著《反美学》(1996年版),盛宁著《人文困惑与深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1997年版),张颐武著《从现代行到后现代性》(1997年版),张国清著《中心与边缘》(1998年版),杨大春著《文本的世界》(1998年版),陈亚军著《哲学的改造》(1998年版),王小章、郭本禹著《潜意识的诠释》(1998年版),河清著《现代与后现代》(1998年版),王宁著《后现代主义之后》(1998年版),王岳川著《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1999年版),陈晓明《仿真的年代》(1999年版)等。除去出版著作以外,这段时间发表论文上千篇,这还不包括港澳台有关刊物发表的这种论文。

港台学者的后学研究成就颇丰,显示了港台学者研究后现代后殖民的实力。香港学界后学主要著述有(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朱耀伟著《后东方主义》(1994年版),也斯著《香港文化》(1995年版),洛枫著《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时尚文化》,(1995年版),朱耀伟著《当代西方批评的中国图像》(1996年版),郭恩慈著《影像启示录》(1996年版),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1997年版),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否想香港》(1997年版),朱耀伟著《他性机器:后殖民香港文化论集》(1998年版)。台湾后现代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廖炳惠著《解构批评论集》(1984年版),罗青著《啥是后现代主义?》(1989年版),路况著《后现代主义及其不满》(1990年版),廖炳惠著《形式与意识形态》(1992年版),张小虹著《后现代/女性: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1993年版),廖炳惠著《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1994年版),丘延亮著《后现代政治》(1995年版),陈儒修著《电影帝国:另一种注视》(1995年版),蔡铮云著《从现象学到后现代》(1995年版),简瑛瑛编《认可·差异·主体性:从女人主义到后殖民文化想象》(1997年版)。这里并没包括国外华人如杜维明、李欧梵、张隆溪、赵毅衡、周蕾等这方面的著作。可以说,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著作,已成为西方学者后现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并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的兴趣。

90年代召开了一些后现代学术讨论会,如北京召开了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国际会议,西安召开的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当代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澳门召开了中外学者关于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的研讨会。而且,在不一样的艺术圈,包括电影、小说等批评界,都召开过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艺术的若干讨论会,并出了一些水平参差不齐“后现代主义丛书”。九十年代初期,一些边远出版社出版的后现代文选丛书,无论水平还是数目均存在很多问题。而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常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有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译著(如德里达著《文学行动》、德曼著《解构之图》、杰姆逊著《快感:文化与政治》、卡勒著《论解构》、米勒著《重申解构主义》、赛义德著《赛义德读本》、佛克马等著《国际后现代主义》等)水平均属上乘。三联书店推出的“学术前沿”丛书中的福柯著《疯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萨义德著《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皆为“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新世纪学术译丛”中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方面的译著,选目精审,值得称道。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渐渐摆脱了情绪化色彩,渐渐进入一种严谨对话的学术研究之中。



二“后学”与当代中国思想的互动与平面滑行



(一)国内港台及其国外学者的“后学”研究。

“后现代后殖民在中国”与“中国后现代后殖民”是互相联系的问题。“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理、消失的过程;而“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则是一种具备某种常见意义的后学新思维,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办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离别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维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方位植入后现代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方位展开中择优而行。

国内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是值得剖析的。从历史进步的轨迹看,国内学术界二十年的“后学”研究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重视“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不只对原著很多翻译介绍,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译著,而且对其历史渊源、发展势头和内在问题等有深入研究,对西方的后学精神和踪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知。二,强调“后现代在中国”的研究,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常识阶层在思想话语交锋中对后现代在中国的特殊症候加以审理,并共时性地遭遇见以下很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法,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与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况,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运势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平时生活与后现代性等等。三,重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状况中的现实问题研究。主要问题有:后主义问题与启蒙话语,全球化与中国政治经济法制问题,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守旧主义,公共范围与公共舆论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深思,后殖民语境中的常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进步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髦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与妖魔化中国与常识的买办化批评等。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国内学者进行了持续持续的研究,并获得一些不容忽略的成就。

同样,港台与国外华人后学研究中的成就与问题,不容忽略。香港后学研究具备学术功力上的整体性,学者们大多能在学术范围内深入反省后学话语,并触及到香港自己很多后现代后殖民的思想问题,诸如:香港后殖民理论与现实境况剖析,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的地位与前途,全球化世界秩序中的身份认可与文化想象,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问题,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后殖民文化危机中的神学考虑,文化霸权与后殖民困境。大体上看,学者们的著述具备相当的分量,不只展开同西方学界的对话,也展开同国内学界的对话,并深切关注香港当地进步和文化负面效应的批评。当然,尽管有的学者的论述尚存在残留的冷战意识和悲观情调,但通过学术争鸣,这部分理论层面的问题会在现实实践中渐渐获得解答。

台湾后学研究大概局限于书斋话语,对福科、拉康、德里达等解构思想的学术圈研究较多,对社会现实文化形态影响较小。但台湾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仍颇有深度,并得出一些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诸如:女人主义与殖民记忆问题,后现代性别与文化差异研究,殖民话语与电影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后殖民语境中的政治学问题,后现代思维与神学和史学思想,民族经验和历史记忆对当代人的心理塑造等。

国外话语相当复杂,主要由于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归属,不一样的话语体制建构,不一样的文本政治解析角度,导致国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深思具备斑斓的色彩:重视现代性深思与文化中国问题,强调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地图重绘,关注文化工业与后殖民问题中侨居者身份与后殖民话语,考察后现代语境中的儒家思想处境和新走向,主张多元社会中的文化研究和走向边缘的文化批判,坚持在世界新格局中看中国文化,并对后冷战年代的中国问题加以检讨。

总之,中国后学研究范围广,涉及问题多,话语范围宽泛,从而可以在第三世界理论与东方主义,传统文化在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运势,后殖民环境与消费主义批判,西学东渐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等课题上,有不俗的建构,并成为世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要紧维度。

(二)中国后学研究研究中的内在紧张。

后现代研究在中国的状况比较复杂,大体上看,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表征为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共识性破裂。后现代主义的怎么看,不只西方学界怎么看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中国学界同样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判若霄壤。这种尖锐对立的怎么看,表明“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中有着对抗、同意、过滤、变形、汰变、退隐等问题。而后现代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中国后现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质,又具备当代中国文化变革的革新意识;既有否定性价值的消解性后现代主义,又有重建价值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怎么样坚持在对中国现代性审理中,维持正确的心态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不是人为地炒问题,可谓殊为要紧。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同样这样,一些学人将后殖民看成是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要紧方法,深入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神经系统;而另一些学者则觉得后殖民研究回避了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和经济阶级问题,在文化传媒电影电视广告等问题上小题大做,会使问题浅化泛化。这部分怎么看大概由于出发点、学科察看角度和清理程序的不同所致使。怎么才能在学界形成的综合性合力研究中,得出比较客观的研究成就,既需需要同存异,也需要时间。

其二,学术研究水平两极分化。一方面,一些直面学术前沿的学者,可以写出相当深刻的学术著作同世界一流思想家对话,并使中国思想资源在新的思想嬗变和文化过滤中,铸造我们的新形式。而另一些沉迷兴潮或跟潮的人,则在发表的为数不少的文章中表现出低水平重复多,有独到领会的研究少的特点,特别是在研究的立场、看法、办法上,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见、对整个“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方案和弊病进行清理的有发展性的研究论著比较少见。有的人在没进行全方位深刻研究,就急于对先行者的研究工作全盘否定,如有文章在中国后现代研究的讨论中,对近二十年中国后现代研究成就一笔抹杀,但细看其全文,却提不出任何新见解,甚至对中国后现代是什么也没说了解。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懒汉在后现代研究范围中也是常见存在的——追逐热点而人云亦云,或是不动脑筋地挪用搬用套用的状况不少。如此的学风颇值怀疑。另外,在后现代后殖民的学术争论中,尽管大部分学者可以以事实为依据,但也有过分情绪化的讨论,甚至有人仍坚持话语霸权和形上学论,对问题及其危机意识未能有更深刻的体认。在我看来,对后现代思潮从当地化角度批评是容易的,反过来要一定其思想推进意义也不难。新世纪的中国后现代研究,应该在理性的边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性内部自我思想的纷争与思维把握的不同层次上有多维多层的推进。不然,如此的低水平的重复,非常难与西方的后现代论著进行高水平的哲学对话。

其三,追逐后现代与告别后现代的时髦化。也就是说,一些学人在追逐时尚中,以时间的线性进步为尺度,将目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还原成为一种飞驰而来又瞬间消失的时髦或时髦。面对这种时髦,好像后现代到来时,就应全力以赴地去占有学术阐释的优先地位,当它倏忽消失之际则应去追逐更新的话题。将后现代看成是已经过去的,而将后殖民、东方主义、后东方主义当作时髦,因而放弃现代后现代而拥抱后殖民后东方主义,以此显示“追后逐后”的超越性。这种研究态度我以为是大成问题的。另外,在研究的视线上出现了重宏观理论研究而忽略微观现实剖析,重思想流派研究而忽略中西后现代异同比较问题,而且不少研究者受个体学术视线的局限——或局限于市民文学和通俗文学评论,或缺少哲学思想体系的穿透能力,或未能将其批评置入社会理论、公正理解、民主政治、自由原理中,甚至出现后学研究庸俗化现象:或随便比较(将中国古时候套入后现代),或随意对文化思潮文学流派作家写作命名,或一概而论地谈论东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或进行以差异为独断、以共识为霸权的学术炒作。这部分,皆不可取。

其四,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误区。诸如:强调后现代与后殖民两种“后”之不同,觉得后现代主义是强调西方权力中心,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反对西方中心霸权,这种容易的非此即彼在新守旧主义那里尤为明显。再就是,觉得后现代与后殖民是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应该拒之门外而祭起民族主义或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大旗。在我看来,假如不弄了解后殖民主义的首要条件是对现代性的深刻检讨,容易地将之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则可能会出现一种过时的冷战意识,如此的后殖民研究恰好是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继续,甚至是新殖民文化研究,而并不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我觉得,从当代中国语境看后现代方案与后殖民问题,可以超越文本层面的无休止争论,而直面问题本身。在“后学年代”,疑问无处不在而且难以消除,大家在民族主义现象背后总是会触及到更多的问题,诸如:后殖民后现代是不是真的可以给中国提供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新支撑点或新价值选择?用后现代性去反现代性,能否使中国获得一种超越西方权力模式的正当形象?挪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中断、颠覆、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在文化多元主义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虑并获得国际性地位是不是可能?

而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以为,不只要研究后现代由何而来,是不是在中国产生了各种的变异和变形,而面对这种变异和变形及话语权力的争斗,应该用什么样的清明的理性进行检讨,正确解决它与传统、现代和多种学科之间的关系,不然可能将一种学问、一种沉重的思想还原成一种时髦的游戏,或对当下流行的撷取。我感到,在历史不再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后现代中,大家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热情也将在后现代秩序中变得冷漠。面对这种冷漠,当代后学研究必得关注中国社会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问题,透视个体伦理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内在紧张和个体身位与超个体身位的断裂。事实上,历史并没象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社会意识形态图绘也没在“后”年代“终结”。后现代在现代的废墟上并没承诺价值新生,只有神学家们在以科学之名重建“后现代神学”。这使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已经超出“个体身位”的安顿层面,而深达人类信仰的超个体身位层面。对这一新的整体性问题解决,需要更大的学术常识构架的支撑。

(三)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思想。

通观中国学者的著作,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大都从每个都不一样的角度加以阐释,迄今未达成协议。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当代学界已经走出了一元文化模式,而进入多元文化环境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学”自审意识的缺少,思潮的交互出现成为时髦景观,“追新逐后”成为年代风向标。这意味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场在乎义世界和认知地图上出现了新的“战国”状况,没任何一种声音可以成为主流声音,没任何一个流派可以主宰局面,没任何一种话语可以成为当代话语的中心模式。

后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首要条件的审理,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两性教育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线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环境中的文化身份认可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范围,并在解构与建构、时髦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打开。

当代常识分子中研究“后学”的群体,面对着充满焦迫的当代思想文化问题,在研究中使自己走向了边缘性,具备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乎识和个体批判品格精神,拒斥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产品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拒绝所有为世俗欲望张本的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同时进行自己话语清理,既反本质主义,又反非理性主义,既杜绝绝对形而上诉求,也要杜绝膨胀的形而下欲望。尽管这一研究还有很多问题,甚至不被另一些学者理解,但通过学者们对问题努力清理,使第三世界文化问题,在多元权力的世界局势和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紧张中,渐渐为当代世界所关注,使新世纪中国形象的设定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成为每个人的事。



三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后现代主义同后殖民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一种新的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文化对话”成为当代学界的核心问题,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研究问题,成为当代思想史深思的切入点。进入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时期,阶级、国家、民族、性别、文化资本、跨国资本、话语霸权、权力运作等定义和批评办法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当代话语。

在现代化“进步”“进步”的强光眩惑下,20世纪西方思想标划出了如此一种明显的进步轨迹:从所谓的主客体的哲学,转向了多维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研究,由单一理性、意志、真理、思想,转向知道构、话语、文化,甚至是国家社会、文化身份、民族差异等。意义不再是与纯粹客观对象的重合而产生的“客观意义”,而是人的主体性意义与主体意义的“踪迹”。文化也不止是单纯的精神信仰的表征,而成为人类对冷漠、疾病、疯狂、现代性陷阱的检讨。理性并不是万能的,而理性所显的冰山一角下面的整个无意识的非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意识权力的元话语地位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叙事也同样遭到追问。在常识与权力、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建构体系与消解体系、走向真理与价值消平中,大家发现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已是四面楚歌。人失去了全方位确定的自我,而从乐观的理想主义走向了悲观的玩世主义。20世纪对现代性思想的检讨,是语言转向中的失语的自我清理,是历史与当下的坐标失范将来的重新整理。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现代性的一元走向后现代的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革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在当地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文明冲突;在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乎识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形成了多维多角的文化交往模式。

处在跨国文化语境的中国同意光谱上,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一种争议非常大的当代话语方法。但,大家已不像80年代那样容易地谈论在所谓“前现代”的中国是不是存在着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而是进一步探讨应该如何面对和剖析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由于中国当代先锋话语确乎具备了某些明显的后现代式特点。这种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意识权力话语,而力求维持“平面化”和“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价值建构倾向和精神净化的诗意诉求,而在平时语言中获得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在反抗权力话语的束缚的同时,又力求维持我们的观念和办法的前卫性,在一味标举欲望话语的同时,又试图同大众年代时尚的“伪艺术”维持某种距离。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要紧特点,是文本的游戏与价值的消解问题。无论是后现代式的诗歌、小说、还是评论的文本,都能感到明显的语言游戏成分。在这种文本的游戏中,那些无价值的价值和有价值的价值统统遭到放逐。大家在精神的平面上,仅仅获得文本的快乐。写作成为排除意义和为了自己消逝而涂抹的踪迹,写作的完整性只是由文本的碎片所构成,文本的意义并不可以指出作者消逝的痕迹,而只能标划出他过去在场的可能性。同样,后现代传媒也问题不少。大众传媒只有当其具备最时髦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内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离奇的叙事,才可能使一些羸弱的、在神经敏锐和无感觉之间骚动着的当代人的神经兴奋起来。

目前中国学界,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文化研究互相生发促进,使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日益看重经典与通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本研究与传媒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重视研究者的自我身份及其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文化身份的考察,看重在跨国资本和消费主义中与中心文化相对应的边缘话语的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作为办法论、政治论、批评论的杂糅,不只研究大众传媒、通俗文化,也研究女权主义、少数话语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的文化理论与实践,从而构成其杂色纷呈的当代多元文化景观。在后殖民文化年代,大家在认真地考虑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况中的东方文化身份加以重新书写,从更大的文化语境考虑:在后殖民与后现代这一多元文化年代,大家在反对独断论和决定论时,如何才能不可滑向另一极——绝对的相对主义。

后殖民主义同样存在着我们的问题:它将冲突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世纪末的文化阐释代码,使冷战式的对立思维得以进一步扩充。另外,后殖民主义强调以前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文化总是就成了激进的抗议文化。怎么样在常见性与差异性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制衡,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必得解决的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进一步透析后殖民主义在某些方面对当代文化研究的思维突破用途与其理论盲点,看到它在其具备魅惑力的话语效应中又具备历史性上的文化守旧性,而且它在强调文化冲突的同时也使不同群体之间的看法非常难达到冲突解决后的问题解决。如此,在东方与西方、不同阶级与民族之间,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强调权力强弱对比和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达到矛盾的激化呢?还是以和而不一样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文明的冲突”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渐渐取代文明冲突,文化差异性渐渐成为大家常见性思维的要紧方面呢?

当然,后殖民主义文学确实在创作中提供了要紧的想象力和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现了一同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及其理论依据,但假如全盘否定具备某些常见性的东西作为人类的一同性尺度的话,就大概使世界在很多话语范围渐渐丧失一些合法的、平等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使“敌对斗争”成为后殖民景观中的新场景。在信息年代怎么样防止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而致使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同时在维持自我相对差异性的同时,而对具备常见意义的全球标准加以认可,确实上很不简单的事情。

对当代中国的“后”现象的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难有定论的要紧工作。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对其发生进步的文化轨迹、多元思维论意向、价值消解问题,与其对中国当代文化学术产生的影响加以正当地学术研究,具备要紧的当代意义。这一研究或有期望深入到全球政治的、文化的、权力话语关系网罗中,去切实地揭示其理论的真的意图之所在,从而使大家摆脱自己的视域局限性,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纪性和世界性的真实“问题”之中。

无论是纳受还是拒斥,当代社会中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都已经改变了大家阐释世界和重建意义的符码,并改写了过去的乌托邦话语和中性情价值观。尽管其中的偏激使得社会正常的肌体也遭到了损害,但大体上看,“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的基本共识使得边缘声音浮出了历史地表,多元价值和文化宽容精神使得当代社会更为个体化。假如说,后现代主义关注文本以外的边缘问题和被中心话语遮蔽的问题,那样,后殖民主义则重视在文本政治的解析中转换文本的讲解语境和意义结果,在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重新寻觅文本失落的意义,进一步关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渗透中所暴露出来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内在紧张问题。这种通过某种理论在社会日常的具体实践使社会产生重大转型的话语,让中国常识界产生了离心和分化,这种离心和分化有其负面效应,同样也有其积极意义。一种理想的共识的破裂,表明今天的多元年代,每一个人只能通过我们的考虑获得我们的思想结论,没放之四海的现成真理,也没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先师,而只有通过不同集团群体、不同思想层次、不同话语范围的持续持续的良性对话,才能获得多种建议的短暂共识,而后再分化,再力求获得新的共识。

(原载《当代美术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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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鼎山《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载北京《念书》,1980年第12期。

[2]袁可嘉《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载北京《海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

[3]刘峰《后现代主义文静思想》,载上海《文汇报》,1986年6月。

[4]唐小兵《后现代主义:产品化和文化扩张》,载北京《念书》,1986年第3期。

[5]杭法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绘画》,载北京《美术》,1986年第8期。

[6]王天锡《必须要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么?》,载北京《文静研究》,1986年第3期。

[7]史建《对后现代主义文静思潮的考虑》,载北京《文静研究》,1988年第5期。

[8]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9]詹克斯著《后现代建筑语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10]戈德伯格著《后现代时期的建筑设计》,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

[11]九十年代出版了很多关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方面的译著。主要有: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1991年版),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1992年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编《后现代主义》(1993年版),柳鸣九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1994年版),哈桑著《后现代的转折》(1994年版),琳达·哈琴著《加拿大后现代主义》(1995年版),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1995年版),N.霍兰德著《后现代精神剖析》(1997年版),利奥塔德著《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1997年版),利奥塔德著《后现代情况》(1998年版),德里达著《文学行动》(1998年版),保罗·德曼著《解构之图》(1998年版),杰姆逊著《快感:文化与政治》,吉登斯著《现代性自我认可》,马克·第亚尼著《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艾勒克·博埃默著《殖民与后殖民文学》(1998年版),卡勒著《论解构》(1998年版),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1998年版),彼得·克斯洛夫斯基著《后现代文化》,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米勒著《重申解构主义》,萨义德著《东方学》,D.凯尔纳,S.贝斯特著《后现加盟论——批判性的质疑》,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后学”方面的编著中较有学术分量的有:乐黛云主编《欲望与幻象:东方与西方》(1991年版),乐黛云、张铁夫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1994年版),王善钧主编《由“结构”走向“解构”》(1994年版),杨豪中编著《后现代主义建筑与文化》(1994年版),王燕来编著《后现代主义设计大师》(1997年版),孔新苗编著《西方后现代绘画》(199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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